他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说，期待外资主动将核心技术倾囊相授是不切实际的，若只是希望外来直接投资把科技带进大马，那等同“痴人说梦”，核心技术必须由本国自主研发和掌握，无法通过外部转移获得。

他强调，若不发展自身的核心技术，大马最终只会沦为一个“地主”：“把土地卖给他们（外资），他们在这里营运，他们会支付水电费，租用一些本地人力，但利润、技术和市场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我们永远只是处于‘代工’的位置。

李祖国也提醒，若不从根本上扩大研究生和研发型人才的储备，当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吸引大量高科技企业进入大马时，行业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挖角战”。

李祖国：不能依赖转移

大马需发展核心技术

马来西亚制造业联合会总会长李祖国直言，大马需发展并掌握自身的核心技术，不能依赖在招商引资时定下的技术转移条件，来实现本土技术的迭代与掌握。

他指出，当外资进入大马时，他们确实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但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性地转移一些较无关紧要范畴的技术，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仍被外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真正要发展的是你自己的科技，即核心技术，你就必须要有本国人才，若只是希望外来直接投资把科技带进来，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常说大马要发展高科技。外来直接投资重要吗？肯定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学习他们的东西，但真正的核心，是你学不到的，你一定要自己去发展，国家一定要自己发展。”

李祖国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指出，政府需把研究人才的培育及健全的研发生态系统视为国家经济发展优先事项，若缺乏这基础，国家将难以迈向真正的高价值及复杂型经济。

他认为，有关重点关注领域包括：

●扩大研究生层级及研究为导向的工程人才规模。

●推动由业界主导的研发模式，使研究方向由真实的业界挑战所引导，而非仅以学术目标为导向。

●建立业界、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共同出资机制。

●通过具竞争力的薪酬、有意义的研究项目、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及社会认可。

●打造国家“技术平台”或卓越中心，将资源集中于关键技术领域及具战略意义的人才培育。

扩大研发人才储备

李祖国直言，若不从根本上扩大研究生和研发型人才的储备，当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吸引大量高科技企业进入大马时，行业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挖角战”。

“若人才储备不够多，当高科技的工厂进来时，他们会去挖角。例如，我找不到人，我就到隔壁厂去挖几个人，给他们更高的薪水。”

他说，这种“你挖我、我挖你”的局面是“恶性循环”，因这无法增加行业技术供给，反而推高了薪资成本，企业为了留人疲于奔命，却无法做长期的技术积累。

反映经济变化与接轨区域

调整中小企定义刻不容缓

大马制造业联合会早前建议重新调整中小企业（SME）的定义，李祖国指这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年营业额不超过1亿令吉、员工人数不超过300人，并涵盖各行业。

他说，这建议旨在反映自2013年该定义制定以来的经济环境变化，同时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标准接轨，提升整体竞争力。

他认为，这项调整刻不容缓，放眼区域与国际，其他国家对中小企的界定普遍更具弹性。

其中，中国允许企业年销售额最高达3亿元人民币（约1亿8000万令吉），员工人数上限为300人；新加坡的门槛则为年营业额不超过1亿新元（约3亿3000万令吉），员工人数不超过200人。

“至于欧洲的标准同样较宽松，约为年营业额2亿4000万令吉、员工人数不超过250人。”

他指重新界定中小企，将使大马更多企业能纳入中小企体系，进而受惠于专为这领域设立的各类奖掖措施，帮助企业持续扩大规模及增强能力，并为国家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在2013年中小企定义下，年营业额介于5000万至1亿令吉的中型企业，被排除在中小企业奖掖措施之外，这被指形成发展瓶颈，限制这群体的增长空间。

李祖国指在财政奖掖方面，企业一旦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令吉，便失去15至17%的优惠企业税率、税务回扣、补助金及政府采购配额。

“在成本持续上升下，这些企业被迫承担24%的公司税标准税率，并依赖不属于中小企体系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相对更高。”

他指在成长与扩展方面，企业被归类为“大型企业”后，在缺乏相应支持下需应付更高水平的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及合规要求，导致不少企业选择放缓甚至缩减扩张步伐。

同时，相关知识与能力缺口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这类企业既不再符合中小企资格，又不足以承担研发投入或进行技术升级。

重新界定门槛

中小企可获税务激励

李祖国说，相较于东盟其他国家如泰国及新加坡，大马较低的中小企门槛，使中型企业被制度性忽略，限制其获取研发支持、出口援助及专为中小企设计的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等报销机制。

在人力资源发展基金方面，培训费用最高可获得100%报销，适用于所有注册雇主，包括拥有10名或以上的大马籍员工并缴付1%人头税的企业，或有5至9名员工并自愿缴付0.5%人头税的企业，不受中小企业身分或营业额限制。

然而，1亿5000万令吉的数字技能提升拨款只针对中小企，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令吉的企业目前无法申请，只能自行承担相关费用，或通过上述基金及一般机制安排。

此外，政府为青年与女性企业家设立的1亿5000万至2亿5000万令吉拨款，同样仅限中小企申请，而在现有门槛下，超过制造业年销售额5000万令吉的企业，将被排除在这些针对创业与扩展阶段的支援计划之外。

李祖国说，通过重新界定中小企，这些企业也可借助税务激励提升竞争力。若将这定义扩大至年营业额1亿令吉、员工人数300人，现有中小企优惠税制，即首60万令吉应课税收入税率15%、接下来60万令吉税率17%、其余部分为24%，以及新增的中小企税务回扣与扣除项目，将可延伸至目前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令吉而被排除在外的中型企业。

助改善现金流再投资

他指出，年营业额介于5000万至1亿令吉的中型制造企业，一旦获得中小企业身分，便可享有上述税务优惠，使实际税率由标准24%下降，在成本上升的环境中改善现金流，并为再投资创造空间。

压力多方面复合冲击

营运成本攀升隐忧最大

接任总会长职后，李祖国察觉到，行业面临的压力并非来自单一维度，而是有多方面的复合冲击，其中最大隐忧是营运成本的显著攀升。

这种成本的增加并非仅源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波动，也包括政府及国际上层出不穷的新措施与合规要求。

新兴贸易壁垒挑战

李祖国说，国际市场对环境、社会与监管（ESG）标准的日益重视，以及碳边界调整机制（CIPA）等新兴贸易壁垒的出现，都为本地制造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合规挑战。

“这不单只是成本增加，在合规方面也需很多技术采纳，例如要买软件及机器，还有许多需学习的东西，增加了员工责任。”

这意即企业不仅要支付额外资金购买昂贵的软硬件设备，还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培训员工，调整内部管理流程。这对许多中小企而言，等同在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上雪上加霜。

业界对这些新措施并非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因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数字化采纳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他指该联合会已提出多项建议措施，包括针对关键投入项目提供临时缓解安排、分阶段落实合规要求及提供转型融资渠道，协助企业在应对成本上升之际，不至于削弱长期竞争力。

“业界最需要的是可预期性。过去数年制造企业不断应对一波接一波的政策调整，包括税务变化、补贴改革、劳工政策变动等，且往往是在时间紧迫下需适应，这种高度流动的政策环境，使企业几乎无法进行长期规划。”

对于资本开支规划，特别是涉及高端机械、自动化设备及永续升级项目，李祖国指通常需8至10年的时间跨度。

“当监管政策在缺乏充分沟通下突然调整，企业自然会转向更保守的风险管理模式。我们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选择推迟扩张计划，仅维持必要的基本维护投资。”

该联合会认为，若能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在不同部门之间协调监管时间表，并就重大政策调整提供清晰的前瞻性指引，将为业界发展带来助益。

他认为公共服务效率承诺（ILTIZAM）框架是良好方向，因为其目标正是简化监管流程、强化跨部门协调，并向业界释放更明确的长期政策信号。

中国制成品涌入“双刃剑”

李祖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国内制造业因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中国制成品开始涌入大马等海外市场，尽管对大马业界带来冲击，但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过去中国产品可能通过跨境电商等形式进入，现在则是实体产品、企业和供应链大规模进驻大马市场，让本地制造商面临激烈竞争，但李祖国认为，对于本地低收入群及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中产阶级来说，中国产品无疑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他坦言，面对收入增长有限而生活成本上升，政府不能为了保护本地企业而剥夺人民购买“价廉物美”商品的权利。中国较廉价的工业设备其实也加速了大马中小企的技术升级。

制造业今年前景乐观

尽管外部环境充满阻力，大马制造业联合会对2026年整体前景仍保持审慎乐观。

大马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数据显示，生产活动正逐步趋稳，整体预测亦显示经济增长率约为4%。

李祖国说，一些高附加值领域持续展现出较强韧性，尤其是半导体、先进电子、医疗器材及工程材料等领域，与全球需求趋势高度契合，同时也受惠于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下持续推进的投资。

此外，以内需为导向的领域，包括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也有望随着家庭消费趋稳而维持相对稳定的需求。

“不过，当下处于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及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都构成实质性风险。对于像大马这类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而言，即便是全球需求出现相对温和的扰动，其冲击效应也可能被放大。”

他认为，今年能否顺利应对，关键在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向更高附加值、更具技术含量的生产模式持续投资。